在充满危机的世界里，交叉的问题相互叠加，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因此，认识到那些真正有成效的政策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疫苗就是其中一项投资。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全球疫苗接种已经消灭了天花、抑制了脊髓灰质炎并遏制了麻疹。公共卫生方面的适度支出挽救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降低了发病率，保障了儿童的健康生长。

经过多年的研发，2023年批准了第二种疟疾疫苗，疟疾每年导致超过 60 万人死亡。最近一项针对A型链球菌疫苗的研究计算出，不到 600 亿美元的投资将带来超过 1.6 万亿美元的效益。A 型链球菌是一种每年导致 60 万人死亡和 6 亿例咽炎病例的病原体。

更令人惊叹的是在抗击Covid-19方面取得的成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研发出有效的疫苗。尽管我们未能向世界上许多贫穷的地区提供这些药物，但它们挽救了至少1400万人的生命。

能够在大流行中期部署疫苗研发，开启了医学史上的新篇章。在2022年3月由英国政府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共同主办的峰会上，宣布了一项新的目标，即在下一次疫情爆发后的100天内准备好安全有效的疫苗。

这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基于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和Sars病毒的多年研究积累，Covid-19疫苗可以如此迅速地开发出来。为了应对下一次传染病的爆发，我们必须编制潜在危险菌株的清单，并加强对疾病在全球的监测。我们可以尝试预测哪些病原体最有可能引发人畜共患病。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为已经知道的危险疾病疫苗研发进行早期阶段工作。

当然，这还需要大量资金。将至少一种针对11种流行传染病的疫苗推向第二阶段试验的成本不到85亿美元。科学作家凯特·凯兰(Kate Kelland)在她的著作《疾病X》(Disease X)中估计，建立一个全面的疫苗库需要花费500亿美元。

指望这些资金来自私营部门是不现实的。这项工作太昂贵，风险太高，回报也太不确定。慈善事业和公私合作可能会奏效。但最终买单的还是政府。不幸的是，在公共政策方面，大流行防范往往被归入资金匮乏的发展机构预算，或被挤进紧张的卫生预算。这些支出的恰当归属是在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

生物技术是未来经济增长最有前途的领域之一，它结合了研究、高科技制造和服务业的工作。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的：“疫苗政策就是经济政策。” 大流行病的防范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因为人们不会再受到更严重的威胁。2020 年至 2023 年间，英国死于新冠病毒的比例（6700万人中的 22.5万人）远高于二战期间德国炸弹造成的死亡人数（5000万人中的7万人）。

一个较大欧洲国家的年度国防预算就足以支付一项全面的全球流行病防范方案的费用。花费在英国一艘航空母舰上的投入，足以让世界免受可怕的埃博拉病毒和马尔堡病毒的威胁。

疫苗投资，不仅成本效益比无可匹敌，而且不承担这些支出将招致灾难。在任何一年中，发生冠状病毒级别的全球大流行、导致2000万人额外死亡的风险约为2%。如果我们能在未来几十年避免另一场大流行，那将是幸运的。更重要的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城市化，人畜共患病的风险正在稳步增加。气候变化加剧了这种影响。

现在达成的共识是，我们必须投入数万亿美元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改变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但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必须在气候变化很严重时，才能产生像Covid这样在生命损失和经济成本方面严重的事件。以挽救一条生命的成本来衡量，疫苗比气候政策便宜得多，更直接，也更见效快。

这并不是要把全球公共卫生与气候政策对立起来。我们不能选择挑战，但我们能做的是减少过度负担，这种负担在2020年威胁到我们社会和政治进程的决策能力。正如凯兰所说:“……虽然流行病不可避免，但流行病是一种选择”。如果我们不能投入必要的资金，使我们有机会抗击重大威胁生命的疾病，那么将我们置于混乱之中的不是命运，而是狭隘的自身利益和集体短视。

来源：

https://www-ft-com.ezphost.dur.ac.uk/content/ffded995-6bed-4961-bb2f-d1262ef1b0e3

注：本文由湖南新一代动物疫苗研究院原创翻译，转载请标明出处。

湖南派智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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